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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上的摩西(二)

布克斯Books 2018-01-12 16:31:26

双雪涛,1983年生于沈阳。工人子弟。曾是银行职员。2009年起发表影评。2011年小说处女作《翅鬼》获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2012年长篇小说《融城记》获第十四届台北文学奖年金奖入围。2013年起创作中短篇小说。现居沈阳,自由写作。


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广受好评,载于《收获》2015年第2期。


接平原上的摩西(一)


孙天博


我爸去世之后,我又见过他两回。一次是去市图书馆帮小斐借书。我有一张图书卡,最贵的那种,一次可以借出十本书。对图书馆的构造我已经十分熟悉,这个图书馆是新建的,外面有草坪,远看也相当美观,门前有长长的石阶,每个来看书的人拾阶而上,好像在拜谒山门。坐在阅读室里,如果夜幕抢在管理员下班之前降临,就能看见脚下一条宽阔的大街,路灯的光亮底下,爬行着无数的黝黯车辆。里面的设施相对简陋,文史类书籍基本集中在一层,不到一千平米,二层以上便是多媒体阅览室,不知具体可以阅览何物,因为小斐要借的书无需上楼,所以我从来没有上去过。每次帮她借书,我都关门一天,上午来,把她需要的书找到,然后坐在阅读室,把每一本的前言和后记读一遍,如果觉得有趣,就随便翻开一页读上几十页。等管理员戴着白手套,在我身边逡巡而过,把其他人丢在桌子上和椅子上的书收走,我就知道是该离开的时候了。那天借出的十本书是《摩西五经》、《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夜航西飞》、《说吧,记忆》、《伤心咖啡馆之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哲学问题》、《我弥留之际》、《长眠不醒》、《纠正》。我用一个下午,读了几十页《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桌子,这人说个没完,但是并不无聊。“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如此确切的知识,以至于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对它加以怀疑呢?这个乍看起来似乎并不困难的问题,确实是人们所能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了。”似乎有些道理,但也说不上是确切的知识。


从图书馆出来,我把书分装在两个大袋子里,准备打车回家。我爸他从旁边的面馆走出来,站在我旁边,我帮你拎一个,他说。我闻到他嘴里的蒜味,他一辈子都爱吃大蒜,说是防癌。我说,我拎得动,他说,给我,看你手勒的。我没给他,拉开车门,他让我往里头坐坐,和我并排坐在后面。他说,看你脸色,最近有些劳累,给你把把脉。我说,没事儿,睡得晚了。他说,最近附近动静不对。我说,知道。他说,跟你讲过我和你李叔的事吧。我说,讲过。他说,我再讲一遍。我说,好。他说,我下乡不久之后,就进了保安队,抓赌。你李叔是点长,小时候我们就认识,他们兄弟几个外号“三只虎”,我和他走得近,我比他大,但是愿意跟着他跑,他说话我听。下乡之后,我们在一个堡子,他让我抓赌挣工分,有一次我和你李叔刚走到窗户边,一个小子从窗户里跳出来,想跑。我伸手一拉,他捅了我一下。你李叔马上背着我去了老马头那,老头用针灸封住我的脉,给我止了血,救了我一命。后来他找到那小子,把他脚筋挑断了。我说,是这故事。他说,不能让他折进去,他折进去,小斐就成了孤儿。我说,我心里有数。他说,你和小斐的事儿别着急,她性格怪,也不怎么见人,就自己在那写字。我说,没急,我也没想怎么。他说,你是让你爸拖累了,接了爸的班,爸知道,但是有时候人生在世就是这么回事儿,那天老李跟我交了底之后,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我们是一代人。我说,跟你没关系,你和李叔是朋友,我和小斐也是朋友。他说,最近小斐再来,从后门进来,如果觉得不好,先别来,你也别去她家。我说,别操心了,该歇着了,都一辈子了。他拍了拍我的手,走了。


第二次见他,是在那两个警察来过之后,晚上,他把我推醒,说,儿子,别把自己搭进去。我说,你变样了,老了。他说,实在不行就脱身吧,你李叔能保你,以后你照顾好小斐就行。我说,爸,这事儿和你没关系了。然后闭上眼睛睡着了。


傅东心


搬家之前,有天晚上德增没在家,我想找老李谈谈。一个是关于将来的事儿,关于小斐的教育。一个是关于过去的事儿。走到他家门口,看见老李在炕上修他家的挂钟,今天小斐也没在,学校联欢会。一九九五年初秋的夜晚,在市区还能看见星星。我站在他家院子里,看他把挂钟拆开,用一个小钉子把机芯的小部件捅下来,擦擦,又用一个小螺丝刀拧上。头上的猎户座系着腰带,不可一世。院子里堆满了旧东西,皮箱、炕柜、皮鞋、锅和大勺。是要卖的,搬家带不走这么多,也许钟也要卖,但是他要先把它修好。我敲了敲门,他在炕上抬起头,说,傅老师来了。我说,小斐这么叫,李师傅就别这么叫了,跟你说过好几回了。他把钟的零件码好,下炕,站在地上,说,傅老师坐。我坐下,他用肥皂洗了洗手,走到院子里打开地上的炕柜,拿出一个铁罐,给我沏了杯茶。我说,你也坐,跟你聊聊小斐。他说,坐了半天了,站一会。我说,小斐上次模拟考试的成绩我看了,超过最好的初中三十分。他说,傅老师教得好。我说,我没教她考试的东西,是她自己上心。他说,这孩子能坐住。我说,择校费别太在意,我们这里有点闲钱。他说,没在意,孩子我供得起。傅老师的心意我领了。我说,古代徒弟学成下山,师傅还送把剑或者行路的盘缠,你别跟我客气,实在不行,回头你再还我,算我借你的。他拿起炕桌上我的茶杯,把水篦出去,又添了一杯热水。喝点热的,凉茶伤胃,他说,我也有徒弟,教完他们把我顶了,但是我不当回事儿。他们去广场静坐,我在家歇着,不丢那人,又不是要饭的。我伸手从裤兜想把准备好的纸包掏出来,他按住我的胳膊肘,说,傅老师别介,说说行,你拿出来我可就要轰你了。我看了看他的眼睛,很大,不像很多在工厂待久了的人,有点浑,而是光可鉴人。我松开纸包,把手拿出来,说,我明白了,毕竟是你和小斐的事情,我作为退路,这样行吗?他说,你也不是退路,各有各的路,我都说了,心意我领了。


一时没人说话,我听见炕桌上裸露的机芯,“嗒嗒”地走着。我说,还想跟你说个事儿,明天我就搬走了。他说,你说。我说,你能坐下吗?你这么站着,好像我在训话。那是九月的夜晚,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老头衫,露出大半的胳膊,纹理清晰,遒劲如树枝,手腕上戴着海鸥手表,虽然刚干了活,可是没怎么出汗,干干净净。他弄了弄表带,坐在我对面,斜着,脚耷拉在半空。我说,李师傅过去认识我吗?他说,不认识,你搬到这趟房才认识你,知道傅老师有知识。我说,我认识你。他说,是吗?我说,六八年,有一次我爸让人打,你路过,把他救了。他说,是我吗?我不记得了。他现在怎么样?我说,糊涂了,耳朵聋,但是身体还行。他说,那就好,烦心事儿少了。顿了一下,他说,那时候谁都那样,我也打过人,你没看见而已。我把茶杯举起来,喝了一口,温的,我说,我爸有个同事,是他们学校文学院的教授,美国回来的,我小的时候,他们经常一起聚会,朗诵惠特曼的诗,听唱片。他说,嗯。我说,“文革”的时候,他让红卫兵打死了,有人用带钉子的木板打他的脑袋,一下打穿了。他说,都过去了,现在不兴这样了。我说,当时他们几个红卫兵,在红旗广场集合,唱着歌,兵分两路,一队人来我家,一队人去他家。来我家的,把我父亲耳朵打聋了,书都抄走,去他家的,把他打死了,看出了人命,没抄家就走了。他说,是,这种事儿没准。我说,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结婚之后,生下小树之后。他说,嗯。我说,打死我那个叔叔的,是庄德增。他一下没有说话,重又站在地上,说,傅老师这话和我说不上了。我说,我已经说完了。他说,过去的事儿和现在没关系,人变了,吃喝拉撒,新陈代谢,已经变了一个人,要看人的好,老庄现在没说的。我说,我知道,这我知道。你能坐下吗?他说,不能,我要去接小斐了。你应该对小树好点,自己的日子是自己过的。我说,你就不能坐下?你这样走来走去,我很不舒服。他说,不能了,来不及了。无论如何,我和小斐一辈子都感激你,不会忘了你,但是以后各过各的日子,都把自己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人得向前看,老扭头向后看,太累了,犯不上。有句话叫后脑勺没长眼睛,是好事儿,如果后脑勺长了眼睛,那就没法走道了。


日子“嗒嗒”地响着,向前走了。我留了下来。看着一切都“嗒嗒”地向前走了,再也没见过老李和小斐,他们也走了。


李斐


我坐在窗边,看着杨树叶子上的阳光,前一天的这个钟点,阳光直射在另一片叶子上。这两片叶子距离很近,相互遮挡,风一吹,相互触碰,一个宽大,一个稍窄,在地下根的附近,漏出光影。秋天来了。叶子正在逐渐变少。我想把它们画下来,但是担心自己画得不像,那还不如把它们留在树上。这棵树陪伴了我很久,每次来这里治腿,完了,我都坐在这儿,看着这棵树,看着它一点点长大变粗,看着它长满叶子,盛装摇摆,看着它掉光叶子,赤身裸体。树,树,无法走动的树,孤立无援的树。


我想起第一次搬家,后来又搬过,但是人生第一次的印象最为深刻。搬家之后,大部分家具都没有了。房子比过去小了一半,第一天搬进去,炕是凉的,父亲生起了炉子,结果一声巨响,把我从炕上掀了下来,脸摔破了。炕塌了一个大洞,是里面存了太久的沼气,被火一暖,拱了出来。有时放学回家,我坐在陌生的炕沿,想的最多的是小树的家,那个我经常去的院子,想起小树用树枝把毛毛虫斩成两段,我背过脸去,小树说,怎么了?我说,没怎么。小树说,你知道什么?它吃叶子。我说,那也不是它的错。在搬离那条胡同之前,我对小树说,小树,快圣诞节了。小树说,闲的,还有三个月呢。我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不是邻居了。小树说,那有啥,该干吗干吗。我知道庄家是过圣诞节的,每年的平安夜傅东心都给大家包礼物,有一年送了我一个笔记本,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谁也不能永在,但是可以永远同在。我虽然不太清楚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喜欢傅老师的字迹,像男人的,刚劲挺拔。我说,你想要什么?小树说,你买得起?我不要,我妈骂我还少?我说,我可以给你做个东西。小树说,做啥?我说,烟花行吗?小树说,就像你点了那个火柴盒一样?我说,你还记得?小树说,那玩意太小了,没意思。我说,你想要多大的?小树说,越大越好。他伸开双臂,能多大多大,过年我妈都不给我买鞭,怕我给人炸了。我想了想说,我知道,在东头,有一片高粱地,我爸带我去一个叔叔家串门,我在那过过,冬天的时候,有没割的高粱杆。都枯了,一点就着。像圣诞树。小树说,你敢?我说,兴许能一烧一大片,一片圣诞树。小树拍手说,你真敢?我说,你会去看吗?穿过煤电四营,就能看见。小树说,你敢去我就敢去。我说,无论你在哪?他说,无论我在哪。我说,如果傅老师不让你去呢?小树说,不用你管,我有的是办法。我说,几点?小树说,太早会被人看见,十一点?她说,十一点,你别忘了。小树说,我记性好着呢,就看爱不爱记。我准到。


天博过来,跟我说话。好像在说腿的事,说腿怎么了,我没听清,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件很遥远的事。很多年之前,傅老师在画烟盒,我跪在她身边看,冬天,炕烧得很热,我穿着一件父亲打的毛衣,没穿袜子。傅老师歪头看着我,笑了,说,你爸的毛衣还织得挺好。我也笑了,想起来父亲织毛衣时,笨拙的样子,我坐在那帮父亲绕毛线,毛线缠到了他的脖子上。傅老师说,你别动,就画你吧。我说,要把我画到烟盒上?傅老师说,试试,把你和你的毛衣都画上。我说,不会好看的。傅老师说,会的。我说,那我把袜子穿上。傅老师说,别动了,开始画了。画好草稿之后,我爬过去看,画里面是我,光着脚,穿着毛衣坐在炕上,不过不是呆坐着,而是向空中抛着“嘎拉哈”,三个“嘎拉哈”在半空散开,好像星星。我知道,这叫想象。傅老师说,叫什么名字呢,这烟盒?我看着自己,想不出来。傅老师说,有了,就叫平原。我也觉得好,虽然不知道玩“嘎拉哈”的自己和平原有什么关系,但就是感觉这个名字很对。


我还想起,很多年前的另一个夜晚,我从这里的一张床上醒过来,首先看见的是天博,过去我们见过,但是没说什么话,我俩都是挺闷的人。天博坐在床边,在床单上摆扑克,从K到A,摆了几条长龙,要从床上出去了,就拐弯放。我觉得迷糊,腰上疼得厉害,下面好像是空的。我说,天博,我爸呢?天博说,你醒啦,那没事儿了,他也没事儿了,和我爸在外面抽烟呢,你玩扑克吗?打娘娘啊?我说,我的书包呢?天博指了指。和我的血衣服一起,在另一张床上。我说,帮我扔了,别让我爸看见。


这次我听清了天博在说什么,他说,今天感觉,你的左腿胖了。我说,肿了吧。他说,不是,是胖了,我针灸的时候,感觉经络活分了一点,你动一动脚趾。我试着动了动,没动。我说,你弄错了。他说,感觉到脚后跟热吗?我说,有一点。他说,是好现象。再观察看看。我说,你老是抱有希望,这样不好。他说,这是有依据的,虽然这么多年,应该没希望了,但是从上个月开始,我觉得有些变化,你伤在脊椎,按理说,不容易好,但是最近你的脊椎好像恢复了一些,有一些过去没有的反应,很奇怪,万物自有它的循理,我们再看吧。我说,外面阳光很好,推我出去走走。他说,有个事跟你说一下,昨天来了两个警察。我说,你跟我爸说了吗?他说,说了。他说没事儿。对了,昨儿我在街上给你捡了一个烟盒,估计你没有。天博从白大褂的右兜里,掏出一个已经拆开摊平的烟盒。我接过来看了看,我真没有。你看这小姑娘,画得真好,他说。我把烟盒夹在手边的书里,说,昨天那两个警察都问你什么了?他说,一个警察四十岁左右,另一个二十七八岁,问我知不知道十二年前,这附近出过一起案子,车祸,然后一个警察让人打废了?我说不知道,那时我还小,早就睡了。他们问我,我爸说起过什么没,比如那天晚上是不是来过什么人?我说,没听他说起过,他也是早睡早起的人。他们问我有没有病人的病志,我说有,他们让我给他们看看,看完之后,他们说,让你妈和我们聊聊,我说我爸下岗之后,他们俩就离婚了,我妈现在在干什么,我都不知道。他们就走了。我说,你不害怕吗?他说,我是大夫嘛……最近你不要来了,也不要打电话,等过了这阵子再说,我会把后面三个月的药给你弄好带着,然后你自己给自己按摩,我教过你。我说,嗯。他说,你最近写小说了吗?我说,写了,还没写完。写好了给你看。他说,你歇着吧,我去前面看看病人,热敷了半个小时了,快熟了。


庄树


我和赵队最后还是决定去一趟蒋不凡母亲那,就算是枯井,也要下去摸一摸。烫伤事件里的母女,我们都已经排查过,没有嫌疑,女人是单身母亲,女孩儿成绩不错,两人收到了大量的捐款,女孩的恢复也比预想的好,两人既无作案的能力,也无更深层次的作案动机,和旧案也无瓜葛。在孙天博那里,有一定的收获,这让赵队振奋。收获就是没有收获。孙天博的诊所极其干净,一尘不染,病历、锦旗、砂袋、针艾、草药、床,都在恰当的位置,还有两盆一人高的非洲茉莉。病志是整齐的十几本,两个人的字迹,前一个写得比较凌乱,后面的则字迹清秀,工工整整,情况也写得详细。从里面出来,回到车上,赵队说,有意思,这个姓孙的好像一点毛病没有。我说,是,太利整了。他说,说说你的想法。我说,得把他妈找着。赵队说,是,找人,用不着咱俩,让局里落实。我打个电话。他把电话打完,我们俩坐在车里抽烟,我说,蒋不凡留下什么东西了吗?他说,有,他当时穿的衣服,他妈都留着,上面还有血,没洗。她说这是他儿子的血,不脏。搬了几次家,都带着。我说,赵队,我想看看。他说,走吧。


蒋不凡母亲跟大女儿一起住,在市西面的砂山地区,属于三个行政区域的交界,发展得比较缓慢,三个区都想管,最后都没管。有一片地方想开发,平房推倒,挖了一个大坑,一直没有盖东西。十年过去,还是一个大坑,所以那个地方也叫砂山大坑。她的大女儿在大坑边上开了一间麻将社,不大,六张桌子,有一个小厨房,麻友可以点吃的,炒饭或者炒面两种。我们去的时候,她的大女儿去接孩子,蒋母自己看店,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一边嗑毛嗑,一边和其中一个老头说话。老头说,今年退休金涨了一百五,真不错,死了能多穿一件裤衩。赵队说,大娘,没玩?她转过头说,小东来了。我把买好的水果递上,她说,老了,吃不了几个,下回别买了。赵队说,这是小庄。咱们后屋说啊。她说,咋的?人抓着了?桌子上的四个人马上抬眼看我们,赵队说,没有,说点闲话,有日子没来了。大爷,该胡就胡吧,别憋大的啦,五万对死了。几个老人笑了,继续打牌。


蒋不凡的衣服果然在这儿,一件棕色夹克,一件深蓝色毛衣,一件灰色衬衣,一件白色挎篮心,一条黑色西服裤子,一条藏青色毛裤,一条灰色衬裤,一条灰色三角裤头。蒋母用一个包袱卷包着,好像一盒点心。赵队说,看看吧。蒋母说,我想了,我这身体越来越不行,今年小凡忌日,这些东西我就给他烧去了,要是我死了,怕是得让人扔了。赵队说,嗯,我们再看看。我把每件衣物翻检了一遍,没什么东西,血迹已经发黑,兜里的东西应该早就拿出去了。我说,我再看一遍。赵队说,你别急,都已经来了。第二遍我翻到裤子,发现右裤子兜是漏的,顺着裤腿,我摸下去,发现在裤脚,有个东西。裤脚扦过,是两层。我借来剪子,把裤脚挑开,里面有个烟头。我把烟头拿出来,举起来,过滤嘴写着两个字:平原。我说,大娘,蒋大哥当年抽什么烟你还记得吗?她说,大生产嘛,我给他买过,一天两包。现在买不着了。我回头跟赵队说,是吧。赵队说,是,我也抽大生产,后来这烟没了,换成红塔山,又换成利群。我把烟头递给他,说,那这烟头是谁的?


回局里的路上,我们俩停了一次车,去了烟店,买了一包新出的平原,打开一人一根抽上。我看着烟盒,觉得奇怪,上面有一个玩“嘎拉哈”的小姑娘,虽然图案很小,面目不太清晰,但是感觉很亲切。从烟标来看,做工是很好的。赵队说,挺好抽,当年也有这种烟,但是不好抽,后来没了。我说,不好抽?他说,是,还挺贵,抽的人特别少。我们可以查一下,九五年,这种烟也许刚上市,抽的人更少。我说,那就明白了。他说,是,老蒋还是老蒋,可惜这么多年我们都不知道他兜里头有东西。我说,不怪你,那兜漏了。蒋哥在车上管凶手要了一颗烟,他也发现抽这种烟的不多,所以抽完之后,就把烟蒂放在裤兜里。他说,幸亏老太太没把衣服烧了。要不然老蒋就白死了。我说,不会的,不会有人白死的。


第二天赵队主持开了个会,烟头的事儿他没有通报,因为涉及到过去的过失,等查出结果再说也不迟。他主要提了两件事儿,一个是密切监视孙氏中医诊所,二十四小时不能断人;一个是尽快找到孙天博母亲的下落。盯了一星期,孙氏诊所没什么动静,没有可疑的病人,孙天博也没有逃跑的动向,但是孙天博的母亲找到了。她叫刘卓美,现在在北京朝阳区东四环附近开了一家四川小吃店,卖面皮、麻辣涮肚、麻辣拌。老板是四川人,当年在本市走街串巷,推着一个两平米的小车,四面缝着塑料,里面有口锅,常年煮着漂着大烟葫芦的老汤,她常上他的车吃麻辣烫,后来孙育新下岗,她就跟着他推着车跑了。我和赵队马上连夜飞到北京,当时北京正在弄奥运,一片乱糟糟,我们两个外地警察,也被人反复查了一阵。到了那家小店的时候,已是晚上十点多,饭店里没什么人,几个服务员围着一锅面条,一边吃一边看墙角挂着的小电视,里面正在播盖了一半的鸟巢,一片狼藉,好像被拆了一半。我们拿着照片,看见刘卓美坐在其中一张靠里的桌子上点账,左手拿着一颗烟。每翻开一页纸,就用拿烟的手蘸一下口水,头发花白,其实已经焗过,但是在亚麻色中间,到处可见成绺的白发。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她没有惊慌,而是让服务员提前下班,说要和我们好好聊聊。她说,老乡啊,虽然我的口音已经乱套了,老乡还是老乡。她的丈夫从后厨出来,是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穿着一双安踏运动鞋,鞋帮已经裂了。他给我们沏了壶茶,她说,他可以先回家吗?赵队说,可以,主要问你一些事情。她说,那你回吧。那个男人走出门去,却没有走,而是蹲在路边,背对着我们抽起烟。赵队说,你是哪年走的?她说,九四年十月八号。赵队说,说说怎么回事。她说,老孙下岗了,第一批被裁了员,过去他在拖拉机厂当木工。下岗之后,他想开诊所,那时给了他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但是我反对,租房子,进东西,投入太大,而且他的手艺平常觉得好使,真开起诊所说不定哪天就让人封了。他不干,我就不给他钱,咱们家的存折在我这儿,他就打我,我和他一直关系不好,他老打我,手劲还大。那时候我和小四川很熟,我问他,你愿不愿意带我走,我有点钱。他说,你没钱,咱们也走。


十月八号的上午,是休息日,老孙没在家,我给天博做好饭,看着他吃完,问他如果有一天妈不想和爸过了,你是跟妈走还是跟爸走。他说,跟爸。然后继续吃饭。下午我拿上存折,就跑了。赵队说,说得很清楚,那就是说,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号,你已经不在老家了。她说,九五年?那时候我们在深圳打工。赵队看了我一眼,说,他们现在的诊所开得不错,你儿子接班了,老孙去世了。她没有表情,说,从走那天开始,我就和他们没有关系了。天博从小就是个心里有数的孩子。顿了一顿,她说,他结婚了吗?赵队说,没有。她说,嗯。这时我说,你当时把家里的钱都拿走了?她说,是,连他买断的钱我都拿了,就给天博兜里揣了十块钱。我说,那他拿啥开的诊所呢?父母能给不?她说,不可能,他父母早没了,兄弟姐妹比他还困难。我说,那他从哪来的钱呢?她说,这我哪知道?我说,你再帮着想想。她想了想说,他有个朋友,一直很好,如果他能借着钱,也就是他了,他们从小就认识,下乡,回城,进工厂都在一起。那个人不错,是个稳当人,不知道现在在干啥。我说,他叫什么你还能想起来不?她说,姓李,名字叫啥来着?他有个女儿,老婆死了,自己带着女儿过。我说,你再想想,名字。她说,那人好像姓李,名字实在想不起来,他那个姑娘,很文静,能背好多唐诗宋词,说是一个邻居教的,小时候我见过她,那孩子叫小斐。


赵小东


孙天博很有意思,什么也不说。我找了几个经验丰富的人问过,也不行。只是不说话。不让他睡觉,他就不睡,跟你耗着,把我们几个都耗累了,他还能撑。我说,你要是不知道,可以说不知道,我们记录在案。他连不知道也不说,只是不时用手按摩自己的颈椎。


我们让诊所开着,从别处找了一个中医坐诊。从里到外翻了一遍,没有发现。其中一个人说,没见过这么干净的地儿,就不像有人住的。我问小庄,往下怎么弄。小庄从北京回来,状态有点萎靡,在飞机上想抽烟,憋得乱转,下飞机之后,到局里的路上,把半盒平原都抽了。


我们查了本市所有叫李斐的女性的社会记录,发现有一个和我们要找的人高度吻合。此人生于一九八二年,父亲叫李守廉,一九五四年生人,身高一米七六,原是拖拉机厂工人,钳工,会开手扶拖拉机,也会开车,下岗之后,就从社会上蒸发了。李斐有小学的档案记录,小学毕业之后就没有了。而这两件事情的时间点,都是一九九五年。综合我们掌握的所有情况,李守廉是一九九五年劫杀出租车袭警串案和二〇〇七年袭击城管串案的重大嫌疑人。李斐即使不是从犯,也是重要的证人。人活着就应该有记录,李斐是否还在世无法确知,但是李守廉一定在世,这中间社会上换了一次二代身份证,他一定有了新的名字和身份。


小庄说,应该是这样,那年李家发生了几件事,下岗、李斐升学、朋友孙育新想要开诊所,借钱。李守廉一向仗义,先把钱借给了孙育新,李斐升学就没有钱。我说,没明白。他说,我是经过那个时候,考初中,就算你考全市第一,也要交九千块,我假设李斐这孩子考上了,但是李守廉的钱压在诊所里,所以他实施了对出租车司机的抢劫。我说,有道理。逻辑上可以成立。他说,第一起案子你还记着吗?那个出租车司机的储物柜里,有刀,他是转业兵,开夜班,防身带着,第一起案子也许是误杀,他本来是想拿点钱就走。后来手上已经有人命,就杀人抢劫了。我说,有这个可能,但是已经不重要了,第一起案子到底怎么回事儿,重要吗?他说,后来的袭警案,就和我过去假设的差不多,那天李斐应该在车上,他们不是要抢劫,而是去办什么事儿,也许就是去孙氏诊所串门或者看病,打的是蒋不凡的车,蒋不凡觉察出李守廉的嫌疑很大,中途两人下车,后面的事情我过去推论过了。我说,可能李斐也参与了抢劫,也有这种可能。小庄说,嗯,也有。但是可能性不大。我说,为什么?他说,从人性角度讲,父亲不应该这么干。我说,操,跟我说人性?他没有说话。


第二天我又带人去翻了一遍孙天博的家,的确收拾得很干净,应该是随时防备有一天我们会抓他。里屋是木地板,我让人撬开,什么也没有。我觉得既然如此,索性继续拆。所有能藏东西的地方全拆开,终于发现了一个中医枕头,里面有一层小石子,安眠用的。在石子底下,有一本带血的小学语文教材和七十多页复印的文稿。我把这些东西拿到孙天博面前,他像没看见一样,还是不说话,然后闭上眼睛,按摩自己的太阳穴。我看了一遍稿子,好像是小说,写的都是一趟房里邻居的事情,小孩儿之间的事儿,大人之间的事儿,玩毛毛虫啊,弹玻璃球啊,打啪叽啊。看意思应该是作者小时候的事情。我把这些东西转给了小庄,让他看看。小庄看过之后,没有提什么决定性的想法,而是向我请了几天假,说是实在撑不住了,身体要垮了,我同意了,毕竟年轻,第一次跟这种案子,休息休息是合理的。我提议他可以先见见孙天博,毕竟是目前我们手上唯一可用的线索,他说不见了,实在是太累,他还说,这几天他好好想一想,也许会想出个眉目,再见不迟。


就在他请假的第三天下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年初我们搞过一阵子追逃行动,其实有些劳民伤财,抓回来的,即使手上有过人命,大多早已成了废物,不是未老先衰,就是成了沉默寡言的木头疙瘩,或者因为酗酒成了废人。有一个人现年五十一岁,一九九六年抢劫岐山路建设银行未遂,用自制短筒猎枪打死一名保安,潜逃。今年年初将他从河南省舞阳县抓回,他承认他抢劫杀人,并提出希望能见到自己离异多年的妻子。我没把此事当回事儿,如果每天满足他们的愿望,我就不用干别的了。小庄找到了这人的妻子,也已经五十多岁,重新结婚生子后,生活不错,现在退休在家,帮儿子带孩子。不愿意与他见面。小庄征得对方同意,给她照了一个半身像,带给案犯看了,并把实际情况跟他讲了。他收下照片没说什么。可就在这几天,他突然说有重要事情汇报,我去了。他要见小庄,我说小庄休假了,病了,我是他上级,可以代表他。他认识我,把情况讲了一遍,我听后,让他写下来,然后召集了专案组,拿着他所写材料的影印版,又让他讲了一遍。这人记性极好,无论是所写材料,还是两遍的供述,没有任何矛盾之处,而且十几年前的细节,很多都还记得。此人叫赵庆革,无业,酗酒嗜赌,麻将花面冲上摆着,他扫一眼,揉乱砌出城墙,所有牌的位置基本上都在心里亮着。可是就是这样,还是输钱,欠了不少外债,为了翻本,他就动了抢劫出租车司机的念头。他身高一米七五,手劲极大,据他自己说,年轻时吃核桃有时是用掰的。尼龙绳、柴油,上车之后坐在司机正后方,行到偏僻处实施杀人抢劫,然后焚车逃走。一共五起,每一起的时间地点人物,甚至连司机的大致相貌,年龄,甚至有的人的口头禅,他都记着。其中有一个司机上衣兜揣着一把梳子,一边开车一边梳头,说送完他就去跟相好会面,相好三十二岁,丈夫常年出差。他把他勒死后,梳子拿走,一直用到现在。


但是他说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号,他并不在蒋不凡那辆车上,他去了广州买枪(但是没买到),那时出租车的案子他做了五起,没有纰漏,就准备向前走一步,去抢银行。我把李守廉和李斐的照片给他看,他说不认识,从没见过。


我看到了那把梳子,然后给小庄打了电话,他关机了。其实也没那么着急,只是案子的链条有了一个断缝,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李斐


看见报纸那天,我晚上失眠了。我把那份报纸放在枕头边上,夜里起来看了好几回。前两天父亲跟我说,天博出事了,那盆非洲茉莉不在窗户边上了。我就知道,很多事情要开始了。但是我没有想到,首先出现的竟然是小树。第二天一早,我叫住父亲,把报纸递给他。父亲看过之后,说,太巧了。我没有说话。父亲说,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说,我怎么想的?父亲说,你想,也许没问题。我点头。父亲说,按道理,天博不会说,我知道他,而且如果他说了,也不用登寻人启事找我们。我点头。父亲说,但还是太巧了。我说,爸,你是不是有事情没告诉我?父亲说,我先出车,你让我想想。


父亲现在是出租车司机。


晚上父亲回来,我坐在轮椅上,还在看那份报纸。


寻人启事:寻找儿时的伙伴,失散多年的朋友、家人小斐。我一周后就要出国定居,请速与我联系。不可思议,我们已经长大了。下面是我的电话。


在电话的下面,附了一张画。上面一个小男孩站在两块石头中间,一个小女孩正抡起脚,把球踢过来。


父亲摘下口罩,把买好的菜拿进厨房。吃饭时,父亲说,广场那个太阳鸟拆了。我说,哦,要盖什么?父亲说,看不出来,看不出形状,谁也没看出来。后来发现,不是别的,是要把原先那个主席像搬回来,当年拉倒之后,没坏,一直留着,现在要给弄回来。只是底下那些战士,当年碎了,现在要重塑。不知道个数还是不是和过去一样。我说,哦。父亲说,我想好了。我说,嗯。父亲说,去见见吧。我原先想查查小树,但是怕反而会惹麻烦。索性就这么去吧。我从轮椅上向前跌下来,碗掉在地上,饭粒洒了一地。父亲把我抱起,放回轮椅上。我说,爸送我过去,我单独见他。父亲说,那得想个地方,你腿不方便,如果不好,能走的地方。我说,我想好了,船上。父亲说,船上好,一人一条船,挨着说话。我说,他也看不出我腿有毛病。父亲从腰上拔出一把枪,放在桌子上,说,你带着,放在包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一旦用,就不要手下留情。我看着枪。父亲从后腰又拿出一把,说,我们两个一人一把,你那里面有七颗子弹。在家等着,我去给你买张电话卡。


我用新的电话卡给小树发了短信,约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在北陵公园的人造湖中心见。发完短信,父亲把电话卡放在煤气上熔了。父亲说,明天中午,他来了就是来了,没来这事儿就算了,来了见完,这事儿也就算了,我们只能这么下去,你答应我。我说,我答应你。爸,我欠你的太多。父亲说,不说。你们两个总要见一下。以后还和以前一样。


庄树


我上船的时候,看见一条小船漂在湖心。我向湖心划过去。不是公休日,湖上只有两条船。秋天的凉风吹着,湖面上起着细密的波纹,好像湖心有什么东西在微微震动。划到近前,我看见了李斐。她穿着一件红色棉服,系着黑色围巾,牛仔裤、棕色皮鞋,扎了一条马尾辫。脚底下放着一只黑色挎包,包上面放着一双手套。我向她划过去的时候,她一直在看着我。她和十二岁的时候非常相像,相貌清晰可辨,只是大了两号,还有就是头发花白了,好像融进了柳絮,但是并不显老。眼睛还像小时候一样,看人的时候就不眨,好像在发呆,其实已经看在眼里了。我说,等很久了吧。她说,没有,划过来用了一段时间。我笑了笑,说,你没怎么变。她说,你也是,只是有胡子了。来见老朋友,胡子都不剪。我说,你现在在做什么?她说,你怎么上来就问问题?你呢?我想了想说,说实话吗?她说,说实话。我说,我现在是警察。她收了笑意,闭紧嘴看着我,说,挺好,公务员。我说,我小时候挺浑的吧?她沉默了一会,说,是。我说,现在我长大了,能保护人了。她又许久没有说话,把围巾重新系了系,隔了一会,她说,傅老师现在好吗?我说,很好,地球都要走遍了。她说,那就很好?我说,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她一直在找你。她说,让她别找了,我什么都不是。我说,我不觉得。如果你时间不急,我跟你讲讲这么多年我都干了什么。她说,你讲吧。我就开始讲,讲了自己在警校交的女朋友,也讲了分手之后自己很难过,喝多了在操场疯跑,还讲了因为当警察,和父亲搞得很紧张,一直讲到现在。她听得很认真,偶尔中途问一点事情,比如,她人有趣吗?或者,没听明白,我没上过大学,请你再讲一下。很少能得到这样的听众。讲完了,我好像洗了个澡。我说,无聊吧,这么多年的事儿,这么快就讲完了。她说,不无聊。如果让我讲,一句话就讲完了。我说,一会儿是你自己回去还是李叔来接你?或者他现在就在附近看着?她没有说话。我说,他现在忙什么呢?她没有说话。我说,李叔十二年前,杀了五个出租车司机,不久前又杀了两个城管,一个用锤子或扳子,一个用枪打。她没有说话。我说,我不是请你帮我,我是请你想想这件事本身。她说,没这个必要,不用你提醒我这个。我说,你告诉我在哪能找到李叔。然后到我的船上来,我们划到岸边,然后我们去找傅老师。她说,如果没有这事,你会来找我吗?我说,也许不会,但今天我是一个人来的,没人知道我来,而且这件事情已经有了,我也已经来找你了,都不能更改了。


她抓住桨,把船向后轻轻摇了摇,和我拉开了点距离,说,其实我可以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你刚才很坦白,我也可以跟你坦白,谁也不欠谁最好。其实这么说不对,应该说,我欠你们家的,能还一点是一点。我说,不是,这事儿和你我……她伸出手,意思是这时不需要我说话,我突然意识到这么多年没见,她果真在某一个局部,有了不小的变化。她说,一九九五年那几起出租车的案子,和我爸没关系,信不信由你。我爸的钱借给孙叔一部分,然后他把他小时候攒的“文革”邮票,全卖了,我的学费是有的。但是十二月二十四号那天的事儿,我和我爸确实在。那人朝我爸开了一枪,他的左腮被打穿了。我说,嗯。她说,一辆卡车把我坐的车撞翻了。你知道吧?我说,知道。她说,然后那个人倒了,我爸满脸是血,把我从车里头拖出来,那时我没昏,腿没感觉了,但是脑袋清楚得很。他看了看我的腿,把我放在马路边,跑回去用砖块打了那个警察的脑袋。我说,哦,是这个顺序。她说,然后我跟他说,小树在等我啊。然后我就昏过去了。


这次轮到我沉默下来,看着她的眼睛,她一眨不眨,看着我,或者没有看着我。


然后她说,我爸什么也不知道,他以为我真的肚子疼。当时我的书包里装着一瓶汽油,是我爸过去从厂里带回来,擦玻璃用的。那个警察应该是闻着了。那天晚上是平安夜,白天我一直在想去还是不去,因为我有预感,你不会来。但是到了晚上我还是决定去,可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你说你总会有办法,可是我想不出来。孙叔叔的诊所离那片高粱地很近,我可以想办法下车,跑去用汽油给你放一场焰火,一片火做的圣诞树,烧得高高的。我答应你的。


我说,现在那里已经没有高粱地了。


她说,那天你去了吗?


我说,没有。


她说,是傅老师不让你去吗?


我说,不是。我忘了。


她说,你干什么去了?


我想了想说,也忘了。


她点了点头。


我说,当时我们都是小孩子,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对吧。


她说,你长大了,很好。


这时她指了指挎包,说,这里面有一把手枪,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使。我说,不会使我可以教你。她说,小时候,傅老师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如果一个人心里的念足够诚的话,海水就会在你面前分开,让出一条干路,让你走过去。不用海水,如果你能让这湖水分开,我就让你到我的船上来,跟你走。


我说,没有人可以。


她说,我就要这湖水分开。


我想了想,说,我不能把湖水分开,但是我能把这里变成平原,让你走过去。


她说,不可能。


我说,如果能行呢?


她说,你就过来。


我说,你准备好了吗?

她说,我准备好了。


我把手伸进怀里,绕过我的手枪,掏出我的烟。那是我们的平原。上面的她,十一二岁,笑着,没穿袜子,看着半空。烟盒在水上漂着,上面那层塑料在阳光底下泛着光芒,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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